本部电影同时扭结了两重维度的回溯性：其一是成年时期的童年记忆，其二是后殖民时代的殖民叙事。正是因为童年与殖民的时空交叠，广西新增本土12例使得德尼自己的反殖民叙事不必源出自地方历史或民族文化，而是根据孩童一般的“原初”视角，广西新增本土12例直接捕捉“自然”与“文明”之间的互动过程。其中，既不缺乏暂时达成的表面和谐，更蕴藏着暗流涌动的分裂张力。以孩子的视角来看，受压迫种族的群体自觉及其抗争意识，当然不以“政治行动”的形式表现出来，而是分化在“日常生活”的种种气息变动之中。换言之，本片所呈现的正是巨变前夕的沉静、浪潮将至的微波。由此可说，所谓“童年”既是开端又是终结，因而成为片中女孩（以及导演自己）需要不断返回的地方、不断重寻的东西。电影极为高妙的地方在于，符号的暗示性、结构的延展性以及叙事的自然性，三者之间的融贯似乎恰到好处。